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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命与命运之交响——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

中国财经杂志社电(中国财经杂志社执行总编罗蔼轩推荐)

使命与命运之交响

——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

曹谷溪

回首人生,将个人的生命价值,放到社会历史的长河中,永远是微不足道的。但相对于我们的时代和社会,相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国家来说,我们的生命体验,可谓空前的,波澜壮阔的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,我们那个地方“红”得很早。在我很小的时候,就常能从母亲口中听得许多闹红的歌谣:“革命成了功,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,点灯不用油,犁地不用牛……”这是战乱年代的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最高的愿望理想。

解放以后,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上学,实现这个愿望并不容易,首先是爷爷坚决反对:“祖坟里没有埋进念书的鬼!”他宁愿花30元大洋为年幼的我说门媳妇,也不愿供我念书。但是,祖祖辈辈延续的传统,在一种无形却是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感召下,逐步发生着改变;新社会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,不断从城市传到乡村,改变着人们的思想,影响着人们的生活。我不仅念了“冬书”,上了小学,还在村里办起了扫盲班,每天将学校里学到的汉字,再教给村里的大人娃娃。为此,当地的区政府还给村里奖励了一块黑板,一张课桌,六条长凳。


我的文学路是从“豆腐块”大小的通讯报道开始的。我这一辈子,只营务了一茬叫“文学”的庄稼。

1962年从延川中学毕业后,由于家庭困难,我直接参加了工作,同时也开始了最初的文艺创作。1965年11月28日,我有幸去北京出席了“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”,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接见了大会全体代表。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:领袖和人民真真切切在一起!那年我25岁,是延川县贾家坪公社团委书记。作为一名出生农村的基层干部,那种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。会议结束,我立马写下了一首顺口溜式的诗歌《工农兵定弦我唱歌》。

至此,我就将文学视作自己一生追求的事业,“工农兵定弦我唱歌”也成为我的文学“初心”。


在陕北人的记忆中,对陕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两件大事,一件是陕甘边苏区的闹红,另一件是北京知青来到延安。

1935年,中共中央的首脑机关和它所领导的队伍从遥远的南方,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陕北,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赤色武装会师,从此,中国的民族抗战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1948年 3 月 23日,毛主席在东渡黄河的木船上,回望陕北万架大山,他深情地说:“陕北是个好地方!”至今,陕北人民对当年党中央在延安的日子,念念不忘。

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 “知青”上山下乡运动,影响无疑是深远的。“知青与农民”“城市与乡村”“文明与落后”“知识与愚昧”在近距离的碰撞与融合过程中,国情、民情、人情,这些抽象的概念,最终凝结成为具体的、理性化的高度认同。涌现出了一大批立志“再造中国”的优秀知青。在延川农村生活了七年的青年习近平就是代表。

当年,青年习近平在延川掀起了一场“沼气”革命,那时的陕北,不仅缺衣少食,烧柴也很困难。作为时任延川县知青专干、县委通讯组长的我,采写过一篇题为《取火记》的长篇通讯报道,详细介绍了习近平建设推广沼气的先进事迹。在与这些优秀青年相处的过程中,我感受最多的是他们身上潜藏的巨大能量。

古老中国,历尽沧桑。共产党人,开天辟地。“红船”百年,承载了中华民族最为波澜壮阔的风云历史。

步入新时代,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,以前所未有的气度与胸怀,情系人民,放眼世界,在带领各族人民大踏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,将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”作为全球治理的指导思想,充分展示了一个伟大政党的责任担当,更展示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智慧和善良。

建党百年,感慨万千,感恩我们无私的党,感恩我们勤劳的人民,感恩我们美好的生活!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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